聚焦 全國文代會 作代會

14日，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與會作家代表都在討論文壇上一股新的文學氣象將要到來——即將展開的新時代文學到底長啥樣？該怎樣來定義？有哪些特征及任務和使命？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張宏森在12月15日上午的工作報告中給出了答案。

闡述

以人民為中心為中國精神賦形

張宏森用七個部分闡述了什么是新時代文學？即新時代文學是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凝聚偉大復興精神力量的文學；是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文學；是以提高質量為根本，奮力鑄就藝術高峰的文學；是以創(chuàng)新為動力，勇于拓展新空間塑造新形態(tài)的文學；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學；是主動融入現代傳播格局，有力證明文學地位價值尊嚴的文學；是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體現廣大人類關懷的文學。

張宏森強調，新時代的中國作家要把反映新時代、謳歌新時代作為根本使命，將個人的感受、思想向著宏大的歷史運動敞開，獲得全面深刻的總體性視野。

談及新時代文學是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文學。張宏森稱，人民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文學表現的主體，中國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初心就是人民至上。“新時代文學不忘初心，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奮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實踐中刻畫新人與英雄，為中國故事立心、為中國精神賦形。”

同時，新時代文學要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根本任務，秉承中華文化成風化人的詩教傳統，深刻認識文學對建構人民精神世界的基礎性作用，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文學真正成為火炬與號角，凝聚人、溫暖人、鼓舞人，給人以智慧、勇氣與力量。

新時代作家須走出“舒適區(qū)”

新時代文學要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形成守正創(chuàng)新的活躍生態(tài)。在張宏森看來，新時代的中國作家必須走出“舒適區(qū)”，向著歷史的深度、社會的廣度、生命的力度和藝術的難度進發(fā)，向著廣闊的生活與心靈開放，向著科學技術、哲學社會科學和其他藝術門類的最新進展注目，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的傳播格局和文化條件下，傳統的文學生產傳播方式和話語形態(tài)正在經受嚴峻考驗，這同時是新時代文學的巨大機遇。“文學作為語言藝術，最深刻最準確地傳達著人類精神的脈動，文學的形態(tài)應時而變、不拘一格，但文學性的探索和表達生生不息、恒久彌新。”張宏森闡述道。

因此，新時代文學要準確識變、主動應變，敏銳回應、大膽運用新技術條件提供的一切可能性，跨越邊界、衍生轉化，使文學永葆領風氣之先的旺盛活力，成為藝術創(chuàng)造和文化生產的基本資源，成為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中用而不覺的“空氣”和“陽光”，從而更加有力地證明文學的地位價值和尊嚴。

行業(yè)分析

文藝發(fā)展有問題，代表直言敢剖析

中國影協副主席尹力：中國電影有票房缺高度

14日會后，中國文聯各協會也反躬自省，對于各領域存在的問題積習進行了反思。其中，中國影協副主席、著名導演尹力就中國電影發(fā)展存在的問題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硬件世界先進

但站在人類文明高度的作品欠缺

中國影協副主席、導演尹力稱，第十屆文代會以來，電影界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無論從銀幕數還是硬件的建設，包括3D IMAX全景聲的硬件，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要和建成電影大國相比，還有很大的空間，“我們已經有了建設文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作為文化強國非常重要的中國電影，除了題材多樣，為老百姓提供更多喜聞樂見、引領風尚的作品外，就是能否在當今時代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與今天當下打通，守正創(chuàng)新，拍出更多的經典作品”。

在尹力看來，電影界硬件發(fā)展迅速，擁有8 萬塊銀幕，銀幕數和觀影人數都在提高，“距離2021年過去還有短短不到半個月了，我們今年的票房可以達到400多億，創(chuàng)造了奇跡，但是與電影強國的標準相比，在文化輸出上，也就是用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審美，讓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國;在題材上，表達當代生活、記錄普通老百姓生活，通過電影讓人們了解中國人的奮發(fā)，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票房瞠目結舌

但從單一票房到全產業(yè)鏈路還很長

電影全產業(yè)鏈尚未形成也是尹力所關注的，尹力說：“我們的電影雖然硬件發(fā)展很快，青年觀眾看電影已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文化消費，但我們長久以來，電影還是在靠單一票房收益，同美國好萊塢那種版權授權、衍生產品、主題公園多元化的全產業(yè)鏈相比，我們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尹力認為，雖然中國電影從9個億到2019年達到690多億，實現了瞠目結舌的跨越式發(fā)展，但是與時代的要求和與中國今天的經濟體量所應該擁有的國際話語權來比較，經典作品的匱乏還是不能適應今天的需求。

尹力說：“要想站在世界的中央，擁有更多話語權，電影是重要的傳播表達載體。過去我們說電影是放在膠片里的盒子，作為交流的大使，應該傳遞中國的聲音，讓世界知道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國人的情感表達。即便我們每年在海外辦很多電影展，向海外華人、留學生來展示最新的電影成果，但是如果進入不了海外主流的商業(yè)院線去放映，這個聲音仍然是微小的。”

“憤怒青春”“小鎮(zhèn)青年”題材

同質化嚴重

作為知名導演，他同樣關注年輕導演的培養(yǎng)，“電影教育到底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答案一定是高端的，不是一哄而上的。藝術教育雖然是一個長久的話題，但是從3000塊銀幕到8萬塊銀幕，為了未來，我們在今天有必要做長遠的規(guī)劃和前瞻，包括藝術教育以及各電影節(jié)做的創(chuàng)投板塊。我們電影導演協會做了五屆的‘青蔥計劃’，就是為年輕人拍第一部院線長片提供條件，為他們做劇本工作坊，請導演導師，找錢，做孵化，已經拍完的有八九部了”。

尹力認為，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題材同質化，憤怒青春、小鎮(zhèn)青年，這個路數太多了。“我們看到國外很多的藝術教育，包括紐約大學電影學院，他們的學生不一定就是電影的發(fā)燒友。他們中有的人是學哲學的，對人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從哲學的角度看待人生以及更高端的、學術的、人文的思維。影像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語言、是手段，他們并不是迷戀影像的玩家，這方面我們還很欠缺。”文/本報記者 郭佳

回聲

深入人民群眾才能揭示生活本質

在會場低頭聆聽著張宏森所作的上述報告，中國自然資源作協副主席、秘書長周習用筆尖在“新時代文學是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文學”這段文字下方勾畫了一條線。在周習看來，新時代文學就應該為人民書寫，為時代書寫。主人公是人民，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去創(chuàng)作。“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中，才能揭示生活本質，把握時代脈搏；也才能夠領悟人民心聲，塑造新時代的經典人物。”

“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資源有廣闊的寫作空間，周習作為這一領域的作家，曾無數次到基層采訪，由此她獲得了很多好素材。她還記得，在山東臨沂遇到一位探礦的老職工，他年輕的時候放棄濟南城市工作主動報名去臨沂一個地質隊，成了一名地質隊員，到山區(qū)住豬欄、牛棚，刻苦學習鉆研找礦知識，竟然找到了新中囯第一批金剛石礦。周習以此寫成短篇小說《824信箱》發(fā)表在《時代文學》上。

在采訪中，周習還遇到了一位老支書。他是當時唯一有中專文憑的農村支部書記，他一生就是找好麥種，種實驗田。周習以他為原型寫成關于糧食的《天干地支》。“新時代呼喚新文學，我將一如既往地到基層去，寫土地上勞作的農民精神和物質上的變化，反映鄉(xiāng)村振興的長篇小說。”周習告訴北青報記者。

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創(chuàng)作鄉(xiāng)村振興主題

參加這次作代會的廣西作協代表團代表、河池市文聯主席紅日2015年擔任精準扶貧駐村第一書記一年半時間，采訪190多名干部群眾，出版《文聯主席的駐村筆記》。該書成為國內首部反映精準扶貧長篇小說，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

“作為一名基層文學工作者，我有幸參與了脫貧攻堅從精準識別到精準施策、再到摘帽驗收的全過程。親眼見證了精準扶貧給中國農村帶來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親眼目睹了駐村干部、基層一線同志勇于擔當、默默奉獻的感人場景。”

未來，紅日將更加自覺地投身于偉大時代，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創(chuàng)作以鄉(xiāng)村振興、基層治理、民族團結等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深刻反映中國人民的奮斗，深刻描繪中國農村的巨變，記錄小康社會的美好生活，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詩歌創(chuàng)作要從“小我”中掙脫出來

“文學創(chuàng)作不能回避‘人民立場’，必須具備‘人民性’，這是一種最為根本的要求。但要如何處理好個人創(chuàng)作與人民性的關系，卻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對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而言，常常會構成某種困境，或者挑戰(zhàn)。”貴州代表團代表、貴州省作協副主席姚輝稱，他主要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對詩歌關注更多些，也了解要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真正灌注人民性的難度。

在他看來，一些詩歌作品或過多關注“小我”世界，忽視“大我”情懷；或偏重個人體驗，回避大眾訴求，與人民的精神需求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所以，要努力讓自己的創(chuàng)作從“小我”桎梏中掙脫出來，切實做到讓人民成為主角并在創(chuàng)作中充分表達人民的情感、追求，創(chuàng)作出真正有溫度的作品。

從創(chuàng)作到研究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新變

作代會代表霍艷稱，這是她第三次參加作代會，身份從創(chuàng)作者變成了研究者。她近期的研究方向是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新變。在她看來，所謂“新”不光是媒介載體的新，更是我們所處社會結構變化的新、文明沖突融合的新、知識生產和傳播方式的新、人們知識結構的新、對世界和自我理解的新。

“這些‘新’又影響了文學發(fā)展，文學的定義、文學的作用、文學的評價體系、文學與生活的勾連方式，作家扮演的角色也發(fā)生了新變。”霍艷表示，接下來幾年她要好好去研究這些新象，由此更全面地認識新時代文學。

本組文/本報記者 張恩杰

統籌/滿羿